欢迎各位用十一大问题来发表对这篇文章的独立思考

广东处理大局值得肯定--任剑涛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）

对于广东乌坎村事件，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讲一下我的观点。
首先，要清楚认识问题和定位问题。因为，在目前中国，发展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什么问题的暴露是必须的、必要的、重要的，这是一个关键问题。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执政过程中，主要倾向于以政党－国家意识形态判断问题，倾向于以掌控国家发展主导权认知事务。
中国今天遭遇的主流问题，是发展中的问题。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分为三大类，第一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问题。第二是社会发展的问题。第三是权力发展的问题。现阶段暴露出来的有价值的问题，必须对其问题类型进行定位。不能够混淆三类问题的类型与重要性。为此需要把握定位问题的要领：
第一，是欠发展还是发展中的问题？这两类问题，对国家发展到小康水平的价值是不一样的。不要用欠发展的矛盾来压制、掩盖发展中的矛盾。欠发展地区暴露的问题只有局部意义，不能够提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知和定位。只有在发展中暴露的问题，才是我们从全局意义上必须面对的问题。这样的问题，只会出现在东南沿海发达省份。这些地区暴露的问题，才是中国的主流问题，也才是有国家价值的问题。
第二，当下暴露出来的问题，究竟是经济问题、社会问题、政治问题，必须要分别确认。要避免以往对暴露出来问题的进行价值辨认，不分青红皂白地政治化的思维定势。
第三，在对待已经暴露的问题时，由权力主导处理相关的问题，进一步引伸暴露出来的问题。必须交由权力与权利的博弈，使问题的解决得到改善。
在问题的定位上，一定要凸显发展中那些具有国家意义的问题的暴露，从而使其具有推进国家发展的战略转型意义。不要以局部的伪问题，掩盖整个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。比如说“黑打”就是伪问题。有推进国家发展价值的问题暴露出来后，国家必须要理性认知和依法解决。
其次，广东省逐级递进处理这个问题的思路、制度跟进、具体举措，尽管有改善的余地，但总体上说是在把握住了真问题、大问题、国家战略问题的情况下，逐级递进地寻求解决方案。严格说来，乌坎事件发生的初期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定位还不是那么准。还依循惯性思路对待和处理：党委和政府一旦发现哪里出现了问题，第一个愿望就是尽快平抑下来，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。但是从大局上讲，广东省这一次在事件的演变中，还是能够摆正姿态，面对问题，从而较为理性地解决问题。这与广东领导的三个理念有密切关系。
第一个领导理念是，在广东的疾速发展中，社会和市场的高度分化，跟权力已经形成了博弈关系。这一次《人民日报》评论广东省委省政府解决乌坎事件时，用了一个原来我们不愿意用的词儿，即“利益博弈”。这个词汇准确反映了广东省委省府、乃至中央领导已经把政府和社会摆到了同等位置。而这个博弈最大的用处，是为三方的理性博弈，找到各自的边界提供了契机。此次，广东在中国现代发展最关键的时候，以承认社会、市场和党政权力博弈的合理性，稳妥地解决了乌坎事件。这是执政理念一个最重要的变化。这在社会管理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的创新。
第二个领导理念是，在制度配置上应当适应社会的最新变化。自建国以来，一个省委副书记带一个工作组，有主管厅的厅长、市县领导出席，与村民直接讨论干群冲突，这在制度供给上不说绝无仅有、也是非常罕见的。这一举措真正有制度意义的亮点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执政党、一个政府愿意在制度上与民众理性妥协、进行谈判。用到“谈判”这个方式，就跟前述博弈在逻辑上对应起来了。“谈判”，不是说我们党没有权威，不是说我们政府就丧失了配置资源的权力。相反，应该配置什么资源给你，应该用哪一级领导来解决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的公民的诉求，这是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回应的。这一次“乌坎转机”是一个社会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。
第三个领导理念是，必须灵活地确立处理公众事件的操作技巧。虽然这一次在处理乌坎事件上，惯性思维还在发挥作用，即部分领导总想快速把它抹平，总想做出风平浪静的安宁状。但实际上，我们必须要逐渐习惯在社会风波频发的情况下执掌政权的技巧。作为一个执政党，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，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，让它们的运作跟执政党的主观理念完全一致，是不可能的！反之，庞大的市场和复杂的社会，让执政理念与其完全一致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在两个不可能之间，就需要我们逐渐学会按照个案处理问题，而告别以往的整体主义思维。所谓个案处理的意思是什么？即不要把一个公众聚集的个案，惊怪地上升为所有敌对势力的瞬间聚集。于是以政权稳定和颠覆问题的敌对思维进行严厉处置。一个小小的乌坎村事件，如果我们限定在乌坎村范围内处理问题，怎么可能涉及到国家权力的稳定和颠覆问题？在这个问题上，广东的处理细节上虽然还有问题，但是在处理的大局上，还是值得肯定的，展现了统治权力必要的灵活性。
第三方面，我也想对广东提出三个建议。
一要把广东的新观念、新做法勇敢地来表达出来。广东每每处于改革开放的尴尬状态，不敢把自己为国家发展战略做出的探索，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对待。因而往往处于一种战略的被动状态。大家始终觉得，广东要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、要探寻科学发展的道路、要探寻改革开放的前沿政策、要努力张崭新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、要寻求政府新的领导和执政方式，但在理论和实践上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。于是种种探索就总处于被动状态。探索中必然出现的问题，就成为我们习惯的、未经改革的、***式的、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，随时加以痛诋的对象。广东这一次扭转乌坎危机，就要勇敢指出，广东探索所出现的问题，是为国家发展探路而出现的问题，不是广东谋一省私利导致的问题；是为国家发展、进一步改革进行探索时出现的错失，而不是为广东一省独占鳌头引发的危机；是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调整必然遭遇的困局探路，而不是为广东一省的力拔头筹冒险。因此，广东要有十足的勇气，阐释自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做出探索的观念价值、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。其中出现的现代新观念，要把它上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层次——国家尊重社会、国家尊重公民、承认利益博弈、以谈判解决纠纷。而不是以过去那种革命党的、简单的暴力手段，对付社会利益冲突。
第二，建议广东勇于把乌坎事件制度化解决的思路，真正落定在广东地方治理的制度配套中。能不能通过省委、省政府的文件，或者通过省人大的立法，把它法制化，使其成为中国法制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问题、或者制度化解决相关问题的一个典范。
第三，建议把这次处理乌坎事件的具体细节、基本举措，和领导逐级递进地显身性介入，变成一套处理社会公众事件的举措和办法，从而形成一套程序。通过对乌坎事件处理的一种升华，把广东处理类似事件的具体举措，程序性地描述出来，使得以后处理类似事件，可以有一个程序上的依托。